刑事诉讼中的信息公开体现着权利保障和社会的公正，充分的体现了法律对于民众自由精神的尊重。自由不是绝对的，不是没有边界的。正如卢梭的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刑事诉讼中的信息公开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没有限制的，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稳定和维护基本人权，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信息公开应当受到限制。

未成年人犯罪一直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由于未成年人正处于身心发育的成长过程，情感、意识与意志都处于薄弱时期，容易受不良风气影响，走上犯罪道路。因此，发挥刑法的惩罚与教育作用，使未成年人自觉远离犯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据统计，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和抢劫、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这四类案件，其中盗窃犯罪占比居首位。为了打击贪利性犯罪，我国刑法规定，针对此类犯罪，在判处刑罚时，需并处或单处罚金。以剥夺犯罪嫌疑人一定数额的合法经济利益作为惩罚犯罪的手段，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理念。

《刑法修正案（八）》将酌定量刑情节“坦白”修订为法定量刑情节，在刑法第六十七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自此，“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直接体现在刑事条文当中，转化为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和一个法定的量刑情节。
一、“坦白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进一步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继续提出，要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并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决定反复提及规范司法强制措施的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这说明，人权司法保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揭示了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存在尚有不足，应当改进，需要完善。

国家不可能不犯错。毕竟，国家由各级各类公务人员代理其行使权力。任何人都可能因主观和/或客观缘由而出错，公务人员概莫能外。然而，一个正义的国家，一则必须最大可能减少公务犯错，二则必须还侵权公务受害者一个公道。至于何谓公道，涉及许多各具特色的致害、受害情形，需由不断完善的细致详尽的规则予以应对。

1994年国家赔偿法正式确立了刑事赔偿制度。2010年修改国家赔偿法，广受诟病的刑事赔偿范围、刑事赔偿程序、国家赔偿标准等问题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特别是近几年来一系列冤错案件的曝光，使得刑事赔偿制度再次成为领导关心、百姓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为这些案件能够得到处理而鼓掌，同时也发现了刑事赔偿制度的缺陷；实践中司法机关试图对冤狱的受害人提供救济，却苦于各种鲜活的情况应当如何处理没有规则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