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人民检察院应当将复查决定告知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被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法院。”此项规定是修改后的刑诉法新增加的规定，意在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其中，有两个问题不甚明确，笔者试阐述如下：

最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有些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时候，不分对象，凡是刑法规定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的，都判处犯罪分子交纳一定的数额的罚金。尤其是对一些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或在校学习的大中专学生，往往以罚金代替其它刑罚。如

刑事人证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诉讼游戏规则得以在我国确立，其意义既是建设性的也是启蒙性的。说其是建设性的，是因为它第一次以条文的形式确立了对警察违法取证的否定评价制度，克服了以往对违法取证“未然”性的空泛禁止而代之以对“己然”违法所取证据的排除。说其是启蒙性的，是因为尽管该条规则赖以成立的法律依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诉法》的解释第61条是一条“刚性条款”，但它的实用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对众多刑事司法实务者在诉讼理念上的启发：不是为了追求实体真实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取证而是为了坚守程序正义原则而必须合规中矩地取证。

随着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的庭审方式已从以往的纠问式改为现在的控辩式，法官不再处于审问者的角色，庭审活动主要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通过举证、质证、互相辩论进行，法官则充当仲裁者的角色，负责判断、辨别控辩双方宣读出示的证据材料、阐述的法律观点，并作出居中裁判。控辩式庭审方式，即发挥了控辩双方的抗辩积极性，又突出了法官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对在裁判文书中如何体现控辩审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然而此处的“刑罚执行完毕”是仅指有期徒刑执行完毕还是包括附加刑执行完毕？笔者认为，此处的“刑罚”仅指主刑。理由是： 　 1．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一般累犯的构成除必须具备“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这一时间条件和前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这一主观条件外，还必须具备前罪被判处的刑罚与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都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一刑种条件。没有这一条件或者具备这一条件而该刑罚没有执行完毕的，均不能构成累犯。

缓刑是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当其具备法定条件时，在一定期间内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依法适用缓刑，有利于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促进罪犯的改造，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笔者发现，近年来一些地方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判处适用缓刑甚至免刑的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也影响了刑罚治腐功能的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