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司法改革者提出了刑事和解的理念。在英、美、德、加拿大等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一直为理论研究者和政策制订者所注目，目前已形成较稳定、通行的操作模式，积累了不少经验。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考察了刑事和解制度的源流、理论基础并提出了本土化构想，但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否适用及如何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等问题，学界目前尚无人论及。笔者认为，我国构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各种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应当逐步摸索实行。
一、域外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效果评价

最近，某地检察院查获了当地某国有医院的医生利用处方权，从药品经销商那里大量收受回扣的事实，但是算不算受贿却引发了很大争议。
□争论焦点：国有医院医生的处方行为是否属于公务范畴。
□肯定观点：有学者认为，处方权是公权，医院购买什么药由药事委员会决定，但用什么药、用多少，则由医生决定。因此，处方权是医院药品管理权的延伸。
□反对观点：医生开具处方的行为，是一种技术性的劳务活动，并不具有管理性质，不属于公务。因此，从严格罪刑法定意义上讲，医生收受回扣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

无论英美法系或是大陆法系，证人证言在诉讼中均被广泛运用。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庭审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关键。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普遍存在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的问题，这是长期困扰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证人不出庭作证在这三大诉讼中带有一定的共性。本文拟就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原因作一些分析与探讨。      一、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是七种法定证据之一，证人应当出庭作证。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为了反对神权和贵族、僧侣特权，发展资本主义，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人权被认为是人的天赋的、基本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战前，人权基本上属于国内问题。二战后，人权问题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问题。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这是联合国制定的第一个关于人权的专门性国际文件。1986年，第14届联大通过的《发展权宣言》规定人权既是一项个人权利，又是一项集体权利，可见，人权已成为内容十分广泛的概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司法实践中，抢劫、绑架及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频频发生，但是对上述犯罪行为定性时存在很多的困惑和争议，本报记者就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采访了著名刑法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作富教授。
■区分抢劫与索财型绑架的关键：第三人交纳的是否“赎金”
记者：索财型绑架行为与抢劫行为均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公私财产权利双重客体，在客观方面均有暴力行为，主观上均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因此二者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容易混淆。

内容提要：“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属于法律拟制，其构成要件与法定盗窃罪的规定不完全相同。因此其着手和既未遂的认定以及共同犯罪问题具有特殊性。
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如何理解与适用这一条款，理论与实践中颇有争议。（1）笔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探究。
一、这里的使用是否包括出售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