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贿赂案件较贪污案件呈迅速上升趋势，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贿赂案件已占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立案总数70%以上。如果说腐败是社会毒瘤的话，贿赂就是毒瘤中的恶瘤，既难治又难除。因此，打击贿赂犯罪一直是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重点和难点。而办理贿赂案件时，如何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实现有效地突破尤为关键。笔者结合实践，谈些粗浅认识。
一、贿赂案件侦查阶段的划分

我国现行刑诉法明确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这一规定表明，证人须出庭作证。人民法院审判刑事案件，通过证人出庭作证的证言内容来认定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事实。并以此为依据，根据法律的规定，对被告人予以处罚。然而这一规定尚有不完善的地方。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刑事案件不仅要准确地认定被告人所实施的犯罪的事实，还要查清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对于多名被告人犯罪的案件，还要查清单个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实际上都是围绕证据的收集、审查、判断和运用的过程。实践中，公检法及辩方在刑事诉讼中对案件的证据及事实的评价，从实质讲不是同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公安、检察机关及辩方通说的案件证据及事实，是程序意义上的证据和事实，并非是指刑事案件实体意义上的证据和事实。审判阶段也是分两个阶段来认定的，即立案至庭审辩论终结前的证据和事实，与前者意义相同，法庭认证后的证据和事实才是真正刑事诉讼意义上的证据。法庭开庭审理实质上是解决控、辩双方程序意义上的证据资格问题，是裁量证据能否入诉讼之门的资格。

传授犯罪方法罪与教唆犯罪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二者之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甚至两者常处于胶合状态。实践中，人们常常把教唆罪与传授犯罪方法罪混淆，给定案和罪名的确定以至于量刑都带来很大的麻烦，直接影响到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因此分清它们的界限与区别，对于理论和实践都是十分必要的。
教唆罪是指故意唆使他人犯罪的行为。而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用各种方式把犯罪方法故意传授给他人的行为。二者相同和区别之处有以下几点：

对于口供的研究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学界予以极大关注的焦点。如何正确对待这种证据成为一个适用难度最大、理论分歧最多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作一点分析。
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共犯口供也就是共同被告人的陈述。共犯口供的证明力包含两个方面层次：共同被告人能否互为证人，仅凭共同被告人口供能否定案。对此，学术界有三种观点：

2000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颁布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在（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长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这是没有争议的，但在如何适用条款上，有存在以下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