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法规范体系中，刑法司法解释虽然不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渊源(法律表现形式)，但是其指导刑事司法实践的作用是巨大的。刑法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对于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澄清刑事司法中的模糊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是否会对刑事法治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对此，在学界尚存诸多疑问：刑法司法解释与刑法规范(即实定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如何？刑法司法解释权是否会僭越刑法立法权？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应如何界定？等等。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为我国法治所认可，而其存在确实符合中国现今的法制现状，因而目前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首要问题不是否定或者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而是如何完善刑法司法解释体制，并将法治原则贯穿始终。

日前，在某强奸案的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在案件事实认定方面并无异议，但在表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时产生分歧。两位合议庭成员认为被告人有罪，另一位认为被告人无罪。合议庭遂向分管院长汇报，分管院长认为认定被告人有罪比较勉强，建议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审判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表决结果为五位委员认为被告人有罪，四位委员认为被告人无罪。根据此表决结果，审判委员会能否作出被告人有罪的决定？

新刑法实施以来，将原刑法规定的流氓罪一分为三，即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淫乱罪，并规定了相应的定罪量刑的标准及原则 ，为司法机关进一步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从这几年司法实践中来看，上述几个罪名的定性是比较明确的，便于司法机关在工作中区分和掌握，但对犯罪分子处罚上，特别是对首要分子的量刑上，笔者认为仍有弊端，突出表现在量刑上偏轻，这一点在寻衅滋事罪中表现的更加明显。

一直以来，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的一项业务工作之一，各级检察机关也相应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部门，从整体上讲，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法律效力，但，近年来，随着反腐败的深入，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当前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表现作一定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预防措施。
一、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不外乎只有两个方面，一是主观原因，二是客观原因。
（一）主观原因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的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只是在刑法中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刑罚方式最常见的是短期监禁刑、罚金刑及缓刑。实践中，针对某一被告人能否适用缓刑不易掌握，为防止未成年被告人有再次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尤其是对于平时表现不好的被告人，往往是将他们判处短期监禁刑，但事实上，短期监禁多数是以限制自由和强制劳动为主，不但不足以使这些未成年犯洗心革面，反而容易引发“交叉感染”，释放后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1995年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53.9万件中，重新犯罪作案达25万件之多，占40%左右。

目前，法院刑事案件审判日益增多，审判人员少，任务重，工作在审判一线长期超负荷劳动的审判员们，无不希望在确保公正的前提下，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劳动强度。在理论界已经有学者呼吁设立适合我国的刑事快速审判程序，而在立法者没有将快速审判程序写入法典时，实践者正在摸索着前进的道路，笔者就是其中之一。
一、我国快速审判现状及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