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6·30”特大“醉酒驾车”案的发生，将“醉酒驾车”的刑事处理推到了风口浪尖上。随后，“醉酒驾车”的刑事对策成为司法界、法学专家与社会大众关注与争论的焦点。随着系列特大“醉酒驾车”案件的终审判决与最高人民法院对此类案件裁判标准的统一，“醉酒驾车”的刑事争议得以平息。笔者拟就此类案件的思考做一梳理与阐述。
一、当前“醉酒驾车”的社会形势分析

刑事诉讼法自1996年3月17日全面修改以来，随着我国法治的进程，经济社会的发展，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迫在眉睫。特别是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联合国总部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多次宣布将实施该公约，但是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仍没有批准该公约。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闭幕时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回应说，“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并承诺尽快施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仍没有批准该公约。当公约被批准时，刑诉法大修当势在必然了。

2011 年1月17日，山西省兴县刘迎儿故意杀人案一审宣判，案犯毫无悬念地被判处死刑。被告人刘迎儿在短短一小时内连杀7人，被害人从14岁花季少女到68岁花甲老人，用刘迎儿自己的话说“一律格杀勿论”。为被害人引来杀身之祸的原因是，数十年前，被害人本人或父兄曾作为证人对刘的罪行进行过指证。
作为主审法官，掩上卷宗，心中并无通常案件审结之后的轻松愉悦，相反纠结更多的是挥之不去的沉重。刘迎儿案是全国罕见的直接针对证人实施的极端报复型案件，血淋淋的事实促使我们不得不对我国现行刑事案件证人保护制度进行审视与反思。
一、我国现行证人保护制度的缺陷

证据是司法公正的基础。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庭审对证据进行质证、认证，从而审查、判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在准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的过程。

摘要：现阶段中共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这些任务都离不开法院的司法保障作用。我国的刑事执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主要表现为监禁刑弊端的凸显，刑事附带民事的赔偿难，重新犯罪的问题严重。针对上面制约和谐社会的刑事执行问题及对和谐社会的展望，要求人民法院的刑事执行要进一步的完善，和谐社会要求人民法院在刑事执行的内容上要轻缓，在执行效果上要和谐，在执行依据上要法定及人民法院与其他执行主体在工作上要协作。
关键词：和谐社会　刑事执行　轻缓化　和谐化

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核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自由，但绝不仅仅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和自由，而是通过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自由来捍卫和保障全体公民的个人权利。[1]被害人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诉讼的启动因素之一，也是刑事诉讼法所要着重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现行制度对被害人受损害利益的补救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途径来实现的，然而当被害人不能从被告人处获得实际赔偿时，应该由法律为其提供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