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某因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在看守所服刑期间，公安机关发现邓某上述盗窃案发案之前的另一起盗窃事实（盗窃财物5000余元）。于是，邓某在拿到刑满释放通知的同时，又被公安机关执行逮捕。
对邓某是否该适用数罪并罚问题发生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对邓某应该适用数罪并罚。理由是：在刑罚执行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了邓某的犯罪事实，因而应该适用刑法第七十条。

2001年9月4日，李某?女，51岁?因家庭琐事与家人赌气，离家出走来到Ｌ市，在火车站结识了王某。王某看她可怜，无所依靠，便将其介绍给在当地打工的张某，意欲促成一段姻缘。双方见面后，均无异议，李某随住到张家。9月7日上午，李某见张家的大人均外出，顿起歹意，将张某年仅7个月的孙子盗走，抱到Ｓ县老家出卖，但因要价太高，没找到买主。当日晚，婴儿又哭又闹，在惧怕和怜悯的双重心理支配下，李某又乘车返回Ｌ市，打算把孩子送还。次日，形迹可疑的李某被警方抓获。9月11日，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将李某起诉至法院。

2000年11月19日上午，王学武带领七八个外地民工雇佣一辆卡车，来到上海智通商务展览服务有限公司（下称智通公司）设在金沙江路上的工地，把正在值班的一名公司员工推到一边，威胁他不许乱动。接着，王学武带领民工砸开工地铁门，强行闯入工地，撬开库房铁网围栏，将价值2．5万余元的一台刨床抢去，随后离开现场。当日，智通公司即向公安局派出所报案。公安局受理后经审查认为，王学武的行为不构成抢劫，于12月12日向智通公司发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智通公司不服，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王学武抢劫罪的刑事责任。

自从192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警察局首次将测谎技术用于审讯以来，测谎技术的运用在西方已有近80年的历史，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却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开始研究和引进测谎仪，并于90年代初，由公安部科技情报所、中国科学自动化研究所、北京市公安局合作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测谎仪即ＰＧ－1型心理测试仪。据悉，截至目前，我国已在二十几个省市的司法机关配置了各种型号的心理测试仪100多台，总计办案达1000余起。尽管测谎仪自面世以来一直饱受非议，但可以预见，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出于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测谎技术将得到不断发展和更新，测谎技术的运用已是大势所趋。

由于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没有走私罪这一具体罪名，就使该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的“以走私罪论处”有失妥当，在立法技术上不够严谨，导致定罪矛盾，量刑不便，甚至是立法与司法在效力上也产生了冲突。对此，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在定罪上的冲突
原刑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了走私罪具体罪名，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三节走私罪的类罪名，现已不存在“走私罪”这一具体罪名。

刑事诉讼中的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基本形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就是了解案情的人对其所见、所闻、所知的事实或情况，向法庭所作的陈述，一般情况下表现为言词，即口头证言；书面证言是其特殊形式。准确无误的证言对了解、认识事实真相，查明案情往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历来受到极为突显的重视。但是，由于证言这种证据形式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点，它又可能成为在诉讼活动中最不稳定、争议最大，从而证明力最弱的一种证据形式。许多错判、冤案由此而起已是公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