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贩卖毒品罪是否以牟利为要件，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故有必要予以探讨。
一、对“贩卖”的解析
贩卖的对价指财产性利益，包括金钱、毒品、车辆、房屋、日常用品等。支付毒品作为产品、劳务、服务等的对价，例如以毒品交换枪支、刀具、烟酒等利益，仍构成贩卖毒品罪。明知他人贩卖毒品仍给予帮助，欲赚取路费或者少量毒品供自己吸食的，也应认定其是贩卖毒品罪的帮助犯。

现阶段，我国单位犯罪表现出绝对数与犯罪种类增长速度快、犯罪的主体面广、大要案多、查处难度和危害性大等特点，基于这一现状，本文试从立法改良层面上探求如何对犯罪单位主体加以处罚，以更好地遏制单位犯罪。
一、单位主体处罚多元化的必要性
我国目前对单位犯罪实行以双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的刑罚制度。但对单位主体的处罚以罚金为唯一刑种，且罚金额度不统一，笔者认为存在不足，理由如下：

【案情】
2014年2月27日，被告人王某利用其他活动中获取到被害人李某的公民身份证信息办理了一张假身份证。随后，被告人王某持该假身份证到移动通信公司补办被害人李某的手机卡，并利用上述补办的手机号通过网络注册了“支付宝”账号和“微信”账号，同时将被害人李某的工商银行卡添加到“支付宝”和“微信”进行网络支付。2014年2月27日至3月7日期间，被告人王某通过“支付宝”转账、“微信”支付发红包的方式，分数次将被害人李某工商银行卡账户内的部分存款6万余元人民币转走。　 【分岐】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王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2014年，广西防城港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偷越国境犯罪案件数量呈大幅度上升趋势。2013年共受理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偷越国境罪案件共16件45人，其中涉疆案件1件4人；2014年共受理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偷越国境罪案件共49件206人，同比上升206.3%，其中涉疆案件10件33人，同比上升900%。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未成年犯罪已然成为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强，容易受家庭、社会等各方面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鉴于此特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一般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推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根据2010年《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对依法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从而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初步确立。与此同时，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至今也初见成效，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但仍处于起始阶段，依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
一、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对象的特点及工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