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非监禁刑制度进行了较为重大的调整，特别是其中关于禁止令的规定，成为了学界、实务界，甚至媒体、公众所密切关注的热点。根据规定，对于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同时禁止罪犯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作为适用非监禁刑最多的群体，如何正确认识并准确对未成年罪犯适用禁止令，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实现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罪犯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李昌奎案在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8月22日再审又判处死刑，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记者就公众关心的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刑法专家高铭暄教授和刑事诉讼法专家陈光中教授。
问：高教授，您如何看待李昌奎改判死刑？

监外执行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指对符合法定情形的罪犯采取不予关押，放在社会上交由基层组织监督和基层公安机关执行相结合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刑法理论，监外执行罪犯包括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5类罪犯。从总体看，监外执行罪犯虽然为数不多，但分布面广，居住分散，监督管理难度大，这一特殊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一些地区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监外执行中时常出现虚管、漏管、脱管和失控，甚至发生重新犯罪现象，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何对监外执行的社会服刑罪犯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成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现实而又紧迫的任务。

自首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刑罚制度，正确理解、科学运用自首从宽之制，能促进刑罚目的之实现，保障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落实，并裨益于司法效率之提高。在立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规定的基础上，公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自首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有部分问题存在争议，例如如何认定“形迹可疑”。

诈骗罪和盗窃罪是现实生活中很常见的两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的犯罪，一般情况下两种罪名是易于区分的，但当诈骗行为和盗窃行为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混淆，对这类案件如何定性实践中存在争议，这也是审判实务中一个难点的问题，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盗窃罪与诈骗罪的法律界定进行分析探讨。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少年强则国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发展的大计。而未成年人犯罪无疑是应当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青少年在生理和心智上的成长加速，社会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物质变化和信息传播媒介的大幅增加带来各种观念的碰撞，令部分青少年的价值取向无所适从，以及大量农业人口到城市打工，留守青少年缺乏父母的约束和教育，都容易造成未成年人犯罪情况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