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中国日报网站刊登一条新闻，题目是《重庆一男子连杀3人刺伤1民警后被群众围殴致死》，该文介绍，6日上午11时20分，犯罪嫌疑人黎功彬（男，24岁）因感情纠葛，在大足县智凤镇米粮街上用单刃刀将其女友梁本娅（女，19岁）杀死，然后骑摩托车赶往大足县城将“桥头鱼庄”的老板娘和一名服务员杀死后，又返回首次作案现场继续行凶。大足县公安局智凤派出所民警李云迎着利刃与之搏斗，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中。群众自发组织制止犯罪，犯罪嫌疑人又向群众行凶，群众正当防卫将其头部击伤后制服。警方发现犯罪嫌疑人受伤后，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救治，经抢救无效死亡。

案情：
2006年5月，李某承包了本镇路基改造工程，为了顺利拿到工程款，请求负责该工程的镇长王海予以关照和支持，李某因无钱表示谢意，便将镇政府应付自己工程款的欠条两张，总计款项5万元送给王海，叫王自己去镇政府财政所想办法兑现。王海为掩盖收受5万元“白条”问题，向财政所谎称是李某偿还自己亲戚的借款。财政所按照王海的安排，将收款人由工程承包人李某置换成王的亲戚名字，并出具了新欠条。年底，王海在财政所以自己亲戚的名义领取了利息6000元。案发时，镇政府欠王海“亲戚”的5万元尚未兑现。
分歧：
此案在定性中，对王海非法收受5万元“白条”，是否构成受贿罪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内容摘要：以和解的达成方式以及刑事和解参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标准，对近年来我国的刑事和解司法现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刑事和解主要存在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模式、司法机关调解模式、人民调解模式、联合调解模式等四种模式。而其中，以人民调解模式最能体现刑事和解的价值蕴涵，最适合我国国情，因而应当成为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首选模式。
一、刑事和解制度概述
关于刑事和解的概念，我国目前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

摘要：刑事被害人仅指在犯罪行为中具体法益遭受犯罪侵害的自然人。现行刑事诉讼中被害人诉讼权利维护方面的不足：被害人难以及时准确地获知有关司法信息；弱势的被害人缺乏必要的法律援助；被害人难以充分有效地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没有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上诉权；无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缺失的原因主要有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原因。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和救济之措施有：更广泛的司法信息的知情权；应当制定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制度；需要修改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的有关法律规定；赋予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上诉权；赋予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完善刑事赔偿制度，加大赔偿的执行力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很多刑事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立功者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立功者，即司法实践中的“污点证人”。他们是犯罪活动的参与人，是犯罪分子的同伙，他们自身触犯了刑事法律，但因了解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被司法机关利用其指认其他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或者为抓捕其他犯罪分子提供线索。立功者对司法机关提供刑事追诉帮助，从而获得免受刑事追诉或得到从轻、减轻的优待，其提供的证据具有证明力强和特别致命的特点。在很多集团犯罪中，立功者提供的线索使国家司法机关打击这些集团犯罪的时候收到显著的成效。比如美国，有效利用立功者提供的线索，成功地使毒品犯罪的定罪率提高到89％，黑社会犯罪的定罪率提高到91％。

自邗江法院探索量刑规范化实行阳光量刑以来至今，邗江法院根据所适用审理程序的不同，对量刑环节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创造性地提出了量刑程序独立设置的“三元模式”，即简易程序量刑突出模式、被告人认罪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理量刑相对独立模式、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完全独立模式，以现量刑的“阳光操作”，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一、量刑程序改革的基本做法 （一）庭前程序的改革 推行量刑改革后，在庭前准备阶段，该院采取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一并告知被告人起诉书已认定的被告人所具有的量刑情节，进行量刑提示的方法。通过征询被告人对指控的意见，了解有无遗漏量刑情节，并征求被告人适用量刑答辩程序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