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我国从一个传统诉讼文化中“坐堂问案”审理方式转化为在庭审中控辩双方面对面的、以言辞为主要工具的对抗式调查、质证和辩论的庭审模式，这种模式既是对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直接言辞原则”的借鉴和引入，也隐含了对我们传统诉讼文化中“坐堂问案”审理方式的扬弃。应该说，随着近年来现代刑事诉讼理论在成文法中的彰显和司法系统内部的大力推动，庭审活动的重要性逐步强化，亲历性的听审对法官裁判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但在目前的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对证据的调查质证、对事实的分析认定、甚至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仍然离不开甚至依赖于公安机关制作的案卷笔录。

量刑又称刑罚裁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在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基础上，依法决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刑度或者所判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刑事审判活动。量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刑法规定为准绳，最大限度地实现量刑公正、均衡，其目的是实现犯罪分子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长期以来，我国法官根据依法查明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进行量刑，大体上是公正的。但是却缺乏总体上统一的量刑规范和科学的量刑方法。
一、目前量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经中央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从2010年10月1日起，在全国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这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又一亮点，它有利于规范法官量刑的自由裁量权，做到同一类案件在同一地区的量刑基本统一，更好的保护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取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内乡法院刑事审判法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认真学习领会、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结合全省刑事审判实践制定的《实施细则》。笔者根据内乡法院一个多月来的在量刑规范化工作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做一总结剖析，以与大家共同商榷。

圆桌审判是依据灵活性与严肃性相结合原则，变法台式审理为圆桌式审理的一种庭审方式。由于其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而广泛应用于基层涉未成年人案件审理中，并成为当前少年刑事审判改革的一大亮点，但囿于现行法律、法规对圆桌审判尚无明确的具体规定，致使该项工作在实践操作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本文试以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为研究样本，就当前基层法院少年刑事案件圆桌审判的现状、取得的成效及不足作一粗浅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与对策，以期对当前各地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少年刑事审判改革有所借鉴和裨益。
一、当前基层法院少年刑事案件圆桌审判基本情况

缓刑制度是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它是指对被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对原判刑罚附条件的不执行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 “缓刑”一语在我国自古就有，最早见于《周礼.大司徒》中，然此古之“缓刑”与今之缓刑非同义。作为立法意义上的缓刑，在我国出现是在清末制定的《大清新刑律》中，但却没有采用“缓刑”之名，真正称之为缓刑的是在1911年的《暂行新刑律》中。现代意义上的缓刑最早产生于英国，由法官希尔（Ｈill）首创，但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而言，则是在1870年美国波士顿的缓刑法中体现出来。缓刑制度是一种个别化、人道化的刑罚执行制度，它对改造犯罪分子和让他们重归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快速发展与进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此，世界上一些国家除对传统的保护物质性财产权利的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外，还提出了保护非财产权的法律观念，并将这种对精神生活的非财产损害与金钱内容联系起来，以此来保护权利主体的人格尊严、人身价值和精神利益，确立了法律上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现阶段我国精神损害赔偿仅限于民事方面。而在刑事诉讼中，还没有明确规定，需要进一步完善。笔者认为，保障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私权发展的当然结果和必然要求，刑事侵权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心灵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