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中涉及立功的条文有4条，即刑法第五十条的“死缓犯的立功”、第六十八条作为量刑情节的立功、第七十八条“减刑犯立功”和第四百四十九条军人违反职责罪中的“戴罪立功”。而审判实践中所谈的立功是指狭义上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的立功。关于立功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表述，但大多是对刑法第六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五条规定几种情形的列举，本质并无实质性差异。构成立功需具备以下要件：一是主体要件，立功的主体只能是归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且必须是将被判处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刑事诉权及被害人行使诉权相关问题的探讨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一样，都存在诉权问题。刑事诉权是刑事诉讼法（程序法）和刑法（实体法）确认并赋予起诉主体和被告人基本的程序权利。当一个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而触犯刑法构成犯罪时，检察机关和被害人基于诉权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或自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仅指起诉权，是指依法可以行使刑事追诉权的主体，利用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体意义的诉权还包括撤诉和解权、上诉权、抗诉权等。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刑事诉权（程序意义上的起诉权）的不正确行使的现象，甚至造成混乱。为此，本文试就被害人刑事诉权的相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把窝藏、包庇行为规定为犯罪，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我国刑法中关于包庇罪的规定虽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在价值取向、法理基础、实际效用等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
包庇罪是我国刑事法律的传统罪名之一。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条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规定，从价值取向、法理基础、实际效用等诸多方面来看，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不足。
包庇对象

累犯制度源远流长，它是一项在法理上争议颇多，法制上变化较大的制度，然而纵观古今中外各国刑法有一个共同点，即无一不对累犯处以严厉的刑罚。其根本原因在于，累犯不权具有比初犯或其他犯罪人更深的主观严性和更大的人身危险性，而且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升高，引起有关专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关注。未成年人能否构成累犯，各国规定不尽相同。我国现行刑法典将未成年人规定于累犯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该规定失之过苛，值得探讨。
一、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累犯的概念，构成条件及处罚。

贿赂案件的来源，除少数是企事业单位被“索贿”而告发之外，绝大多数是公民检举控告的和干警在侦办案件中发现的。检举材料一般都指名道姓地揭发某某人有某种行贿受贿问题，这种犯罪案件一般有明确的被告人，并且发案单位在向司法机关告发前一般都进行了必要调查。因此，在侦查贿赂案件时，主要应以查清事实、核实证据为重点，展开侦查取证工作。
当前在办理贿赂案件中，怎样做好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本文拟就此问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核对检举材料，掌握案情扩大线索
贿赂案件由检察机关受案后，应立即指定侦查人员，根据不同情况，从四个方面对检举材料进行认真审查和初查。

笔者在办案实践中发现，尽管检察机关查办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件的数量和涉案数额逐年递增，但收缴赃款的数额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原因固然有多方面，但未将“赃款返还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从现有法律规定看，除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将“赃款返还情况”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外，司法实践中，“赃款返还情况”往往只是一种“酌定量刑情节”，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是多方面的，具体有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