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民法院受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此类犯罪具有受众面广、吸收资金数额较大、金融风险高等特点，严重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及公众财产所有权，故应在准确认定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予以严厉打击。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行为手段一般是以高利为诱饵，向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集资。司法实践中，利息的表现形式及支付手段日益多样化，给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数额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
下面作者将通过，探讨以给付小汽车并代还购车按揭贷款的形式作为利息支付手段情形下的吸收公众存款数额认定问题。

近期我国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以及2012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都显示了逐步尊重保护罪犯的权利做到中立、公开、公平。并对假释审理程序进一步予以规范，但无论是制度设计本身，还是程序运作环节都沿袭了以前的做法，我们可以理解为相关部门对假释程序的诉讼化模式的部分肯定。但这种渐进式的模式，造成很多困扰和问题：

【内容提要】2012年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电子数据”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电子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取得了合法地位。电子证据作为体现现代科技进步与司法制度结晶的成果被广泛地动用于诉讼之中，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电子证据、刑事诉讼、计算机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从狭义上说，刑事诉讼电子证据是指以计算机或计算机系统为媒介载体产生

一、斡旋受贿罪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该刑法条文，即是对斡旋受贿罪的规定。
二、斡旋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论文提要：刑罚轻缓化是现代刑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非监禁刑的适用是刑罚轻缓化的主要表现，体现了国家“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认真做好非监禁刑的适用工作，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是保障人权、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节约司法成本、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的需要，对实现社会主义司法的目的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指出，要依法正确适用非监禁刑。因此，非监禁刑的依法正确适用是人民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认真面对和深刻把握的实践命题。但非监禁刑在我国由于发展时间短，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当适用现象，致使非监禁刑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效应。

我国法学界通说认为：犯罪的构成是判断罪数的标准，罪数的标准和罪数理论，实质上就是一罪和数罪的理论问题，其中包括罪数的判断、罪数的类型，罪数理论研究的重点在于罪数不典型的问题，如形似数罪、实为一罪，实为数罪但按一罪处断等。以牵连犯为例，牵连犯在我国刑法分则仅在少数个罪中略有涉及，而对牵连犯犯罪的处罚在处罚适用原则上观念又不尽相同，刑事立法中，对于牵连犯犯罪的规定仍停留在理论表面上的概念，没有统一明确的解释，司法实践中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许多争议。为此，笔者结合牵连犯的概念和特征、牵连关系、牵连犯的基本形态、牵连犯与有关罪数形态的区别以及处罚原则对牵连犯作进一步地分析探讨。